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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周公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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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2月9日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大三学生黄静斥巨资人民币20900元买了一台华硕电脑。当天下午，电脑在运行时就出现了蓝屏死机、强行关机后不能开机的故障。几经修理，电脑仍存在问题。最后一次修理时，华硕的工程师告诉黄静：

由于等待时间过长，免费将2.0GHz的CPU升级到2.13GHz。

升级了CPU的电脑成了“热得快”——开机不到1小时，就把写字台的木头表层烫坏了。黄静通过软件检测发现，该电脑内安装的CPU是英特尔公司的工程样品处理器（即测试版CPU）——这是英特尔公司明令禁止在市场销售的。

为了固定证据，黄静与她网上认识的朋友、维权爱好者周成宇带着录像去维权：工程师承认CPU由华硕公司更换。黄静方面提出，按照华硕年营业额0.05%进行惩罚性赔偿，数额为500万美元，之后，该赔偿用于成立反欺诈基金会。

显然，这是华硕难以容忍的。

在妇女节的前一天，当黄静与周成宇再次来到华硕公司时，警方出现，将两人带走，原因是华硕报案称遭敲诈勒索。

后来，华硕公司发布了声明：

两人借华硕公司在维修过程中使用测试版CPU为由，向华硕电脑敲诈勒索500万美元，严重侵犯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，也对我公司的正常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

在失去自由295天后，海淀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。后来，黄静领取了共计29197.14元的国家赔偿金。

这是她等来的结果：比她购买电脑的花费多了不到1万元。

当时，华硕公司再度发出了和华为类似的严厉的声明：

华硕电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机关报告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事后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和事实进行审判，属于国家公权力之执行。周成宇最终因窃盗及合同诈骗等其他案件遭判刑，黄静因维权过度但尚不构成犯罪，因此给予国家赔偿，华硕尊重司法机关的裁定。

后来，黄静又对华硕发起一系列诉讼，但都不了了之。

而华硕则向检察机关提起复议申诉：要求检察机关撤销对黄静的不起诉决定，撤销对黄静的国家赔偿决定，要求再次以敲诈勒索罪追究黄静及周成宇的刑事责任。

华硕甚至还向北京市律师协会投诉黄静的三位代理律师，称他们推动一系列恶意诉讼。

资本的獠牙一旦露出来，吃相难看得让人脊背生寒。

2

就在黄静申请国家赔偿的2008年，三聚氰胺事件爆发。郭利的女儿是三十万受害者之一。由于长期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，其女儿的检查结果显示：

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。

之后，郭利将家中剩下的和新购买的部分“施恩”牌奶粉送检，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报告显示，女儿食用的施恩奶粉三聚氰氨量超标132倍。

郭利曾是精通德语和英语的同声传译师，精通外语、热衷维权。

经过在美国的调查，他发现号称美国品牌、100%进口奶源的施恩是一个假洋品牌，在美国不具备生产资质，只有一个空壳商标。

随后，郭利多次找销售商和施恩公司索赔，并向媒体曝光。

施恩奶粉不得不承认自己并非国外品牌，并向公众道歉。当时，正值施恩背后的控股公司雅士利集团上市，施恩公司迅速与郭利达成和解：补偿40万元，郭利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。

但郭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仍称会继续维权。不久以后，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，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。相约见面的时候，对方来了两位代表，态度恳切，提出愿意再度赔偿。

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，郭利没想太多。

后来坐在审讯室里才知道，谈判第二天，雅士利向警方报案，称郭利“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，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”，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。

报案以后，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，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，“写得越感人、越深刻，拿到的额度就越高”。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，签下赔偿协议。

2010年1月，法院一审判决，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五年。郭利上诉，二审维持原判。

由于始终拒绝认罪，郭利无法减刑，坐满了5年的牢。

期间，妻子也与他离了婚。他的一条腿患上了周围性神经系统损伤，需要拄拐。

妻离子散，身体残疾，这是郭利付出的代价。

2014年，郭利刑满释放后，继续维权。他对记者说，之所以能在维权路上坚持孤身奋战至今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“没有认罪”。他觉得自己一旦认罪了，就再没资格维权了。

2016年，广东省高院直接提审了这起“三聚氰胺奶粉维权第一案”，郭利没请律师，自己为自己辩护。

他说：

我根本请不起律师，但好在这么多年的维权，我已经为自己拿到了很多证据。在法庭上，我可以把那些录音和对话倒背如流。

此案二审的法庭上，检方当庭说出了郭利等待了6年的那段话：

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，国家鼓励和支持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一切行为进行合法监督。大众媒介有权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予以揭露。因此郭利声称的向媒体曝光厂家黑幕的手段合法、合理。

2017年，广东省高院宣判郭利无罪。

走出法院，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，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，郭利回答：

我没有感谢的人，我也不激动，除了悲愤，我很平静。

3

黄静和郭利的前车之鉴，告诉我们，以羸弱的个体与大到不能倒的企业开战，即使最终在舆论的帮助下胜利了，也是惨胜。

自己失去的人生，谁来赔偿？

案子弄错了，可有人担责？

回到这次华为的案件，也是一样。资本都是嗜血的，资本家都是追求利润的，这与他的国籍和个人道德，没有任何关系。

只有国家的制度与法律有笼子，能管得住资本巨兽，它们才不敢时不时就露出獠牙。

在华为与美国的战争中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华为一边，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企业。

但这次华为与员工的战争中，作为一名草民，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站在员工一边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一份子，他的遭遇也可能是我们的未来。

不能因为华为是民族企业，我们就不能质疑华为，就不能反对华为的不义之举，这毫无道理。

就像一个自媒体说的那样：我们终于把华为惯成了这样。